

我已归来。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我还没来得及好好拍,甚至没来得及好好思考这几天的事情,我的行程就已经结束了。
其实这种结果并不是我的控制范围之外,我的编辑甚至让我在泰国多呆几天,再多带回一组片子,关于当地生活的。我开始答应了,但后来拒绝了。我发现我什么东西都不想拍,我只想休息几天,我只想回家。
原来没什么东西比回家重要。难道这就是巨蟹座的特点?航班降落到香港后,我的神经总算是完完全全放松下来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身处曼谷的时候,即使没有事情,我们的神经也没办法完全放松下来。也许是这次的经历,对我这个第一次上战地的摄影师来说,需要时间消化吧。回到香港,我check in我的酒店,房间在22层。一进房我便被傍晚的夜景吸引,原来从高处看油麻地和旺角,竟然这么有感觉。那阵冲动让我急不及待地取出巧思,猛按了十多张。
每次在外国,我都会感觉到自己和外国摄影师的巨大差距。Keith Judd,他的照片是我此行的最大惊喜:看完他的Iphone后,我觉得自己需要走的路太长了。他太厉害了,前期拍摄十分冷静,后期处理十分强大。在illy的那个晚上,我和Colin还有Guy三个特地把电脑搬来,让他讲怎么做后期处理。Keith简简单单做了5分钟,一张片子,做得像电影一样,而我还没明白过来是什么原理。“Just play with it!”Keith说,面对我的反复提问,他回答得很细心。放松,自己慢慢练习,你会掌握的。为此我和Colin琢磨了两天才慢慢明白。现在他们原来已经不用Dodge and Burn了,直接将颜色或者光暗画上去,来得更直接,而且对画质没有损害。看着这些外国人,他们很多人都是35岁以上,都还孜孜不倦地学习。只要肯提问,他们也会毫无保留地将知道的东西告诉我。我突然很感谢我中学时期的英语外教Peter,没有他,没有今天的我。
回到广州后,我依然是一个普通的人。只是我的心态或许有一点点的改变。我不觉得自己厉害到哪里去,因为我只是在冲突的地方呆了两天而已,一切才刚开始。回家后,父亲将防弹头盔摆在客厅电视顶上,他说要好好纪念一下。哈哈,这东西,我是不打算拿回报社的了。领导说我,第一天当时那么危险我还出去,要是有什么事怎么办。我想,要是真对自己没有信心,我是不会冲出去的。况且,要我畏缩在所有人之后,不可能。既然你能派我出来,你就预计到我可能会面对这种情况。其实第一天,我准备从前面后撤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就已经将我中枪倒地的画面演了一遍。我可以自信地告诉大家,在那两天最危险的时候,我依然很冷静。
特别鸣谢春花同学和她的一众教友,他们为我的安全祈祷。多谢我的家人和朋友们,没有你们,更不可能有今天的我。
背景音乐是Lily Allen的《Chinese》,很适合回家的人。
在香港那两天,我好好睡了两觉,然后腐败了一把,再去狠狠地吃了顿美都餐室。天啊,好怀念,我还没去中环的麦奀记吃云吞面!







Bangkok after conflict.
冲突后的曼谷,一切在几天内恢复秩序,让人感到严重不习惯。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这几天充满挑战的生活。
在曼谷的冲突平息后,我和几个外国记者决定留守几天,观察事态的发展。我们都认为,事情不会这么快就结束。可是在接下来那几天,的确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而我们竟然感到很空虚。不止一个外国摄影师告诉我,紧张了接近一个月后,市面突然在几天内平静下来,让他们很不习惯。
是我们太嗜血了吗?
几个人每天谈论的话题,是局势的发展,和过去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大家讨论最多的,是几个同行受伤或者被杀的消息。Nelson身中数枪躺在医院,Fabio在19号在Lumphini公园被射杀,同在Lumphini的Chandler被榴弹片击中后脑。而我们当时就在二十米外,因为太混乱顾着躲避,竟然没看到受伤倒地的他。
我是在到达战场的第一天认识来自英国的Colin的,并渐渐成为要好的朋友。他跟我说:他们总在一起的六个人,现在已经有两个躺在医院了。这几天,我认识了好几个他们的朋友。当时在现场的John Morales说,榴弹击中Chandler后,他冲过去,一开始认错了人,以为那个是其他摄影师。接着他终于认出是他的朋友,便在旁边大喊救人。来自法国的Guy在爆炸的前一刻回身去找丢失的眼镜,结果躲过一劫。他说,急救人员到得太迟,他觉得Chandler应该没救了。而我和Colin就在二十米外的马路对面,却竟然没听到任何呼救。后来我们想了想,当时的枪声,已经将呼救声掩盖了。
在第一天采访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如果我想看战斗,就应该去胜利纪念碑那边。“那边有狙击手,有燃烧的轮胎,很危险,但很过瘾。”我就去了,我是个摄影记者,我必须去现场。原来这个地方,便是我们摄影记者口中大名鼎鼎的Ding Dang地区,就是在那里,我遇见了Colin和另外一个John,我们叫他缅甸John,他为CNN工作。我试探性地问那家伙,哪里可以搞到防弹衣和头盔。他说:“我有人联系人,可以买到头盔,你今晚给我电话吧!”就这样,第二天我糊里糊涂地给自己买了个钢盔,还借了一件防弹背心。但我最危险的时间有三分之二,都是在毫无保护的状况下过来的。就在第一天,18号下午的Ding Dang区,我和几个摄影师和红衫军一起冲到了第一道障碍,军队的子弹在我们头顶飞过,连续命中我们身边的三根电灯柱。一开始我没意识到那是子弹,因为我根本没有听见枪声。在明白那飞来在身边爆开的是实弹后,我开始紧张了,开始担心我回去的时候是否会被击中。很幸运,对方没有向我们开枪,否则我们肯定出事,因为跑回去的几乎整个路程,我们都是暴露在枪下的,在高处的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击中这几个疯狂的摄影师。后来我仔细分析了一下,那个一定是个狙击手,而且很可能是特种部队,因为只有他们有权在步枪上安装消声器。
在那一天后,每次我安静下来,我都会反复想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我为什么就跟着冲出去了。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出答案。
我上战场的第一天,就遇见了James Nachtwey,但我没想到第二天,我遇见了更传奇的人物。就在我们跟随突击队员向红衫军突击时,我和另外一个美国摄影师在掩体后聊天,他指着不远出,一张现场摄影师里面,最老的面孔,然后问我:“你看过电影《战火屠城》吗?那个人就是电影里面的Rockoff!”“什么?!”接着我就情不自禁地说了句脏话!美国同行拍拍我肩膀说:“当我知道他是谁的时候,我说的话和你一模一样!”Al Rockoff,已经62岁了,在越战的时候,已经是出名的战地摄影师,多年来一直报道东南亚的地区冲突。而这个老人家,竟然自己又跑来了,真让人难以置信!后来我认识了Al Rockoff,并和Colin几个一起在冲突结束后的一天和他共进午餐。我才知道,老人家这几天一直和Colin他们一起,19号凌晨,他们得知装甲车已经到了,几个人就睡在马路上等待军队行动!我不敢想象,一个62岁的老人,还可以如此有激情,让人无法不由衷地敬佩他。和Rockoff聊天,就和同龄人聊天一样,没有一点“我是你的老前辈”的架子,相反,他十分愿意和我们分享经验。一个拍摄了几十年战争,受过好几次伤的老人和你分享经验,这是用钱也无法换来的经历和财富。午餐结束的时候,我给Rockoff拍了张照片,连续工作多日的Rockoff,依然是眼神充满活力和自信。
在前方的每天,我都收到大量朋友的问候,我非常感动。家人和有些朋友甚至劝我,让我千万别冲在前面。在危险过去后,我才敢告诉大家,其实我一直在前面,只要有机会,我一定是在最前面那批人里。没有任何炫耀的意思,只是,这是我的工作而已。我是摄影师,在我喜欢上摄影的一刻,我就希望成为战地摄影师。如果我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我离得不够近。当出现在现场里,拍好照片便成为了本能,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本能驱动我去做。同时,作为一个热爱生命的人,我也在尽一切可能,保护好自己。因为,放下相机回到家后,我还要做一个好儿子。几乎每次聚会,我们都会为活着干杯,经过那几天后,活着是很值得庆祝的事情。对于受伤或者不幸丧生的同行,大家都尝试不去想为什么,因为没有人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
生活就是这样子,不是吗?










《第二天》
从红衫军南面营地往里突击的是泰国特种部队。当地时间早上9点30分左右,在Silom路与Rama 4路十字路口部署的装甲车开始行动,分别向Lumphini公园和公园西面的公路推进,他们的目的是清除路上的障碍物。9点40分左右,公园西面的公路的垃圾被点着并烧起大火,消防员灭火至大约10点钟。10点01分,军队士兵和医生开始吩咐记者后撤到安全距离。就在我们往后撤了大概100米的时候,装甲车突然向浓烟的方向猛烈射击并且边开火边后退,特种部队士兵随即上前,抢占桥墩等有利位置,观察路上的动静。
我和秦楼还有新华社的陈铎后撤到十字路口的时候,另外一辆装甲车已经准备直接冲进公园外围的Rama 6世纪念广场,后面的特种部队士兵在装甲车进入后跟进,在公园里面分散开来,搜索着小心前进。他们手上的武器已经全部上膛,各种轻武器弹药十分充足,并且全部是实弹。队伍里面,许多士兵的面孔都不年轻,都是有丰富经验的军人。后来从外国记者口中证实,这些部队特地从泰国南部调来,去年参加过南部清真寺的反恐战斗。
大家跟在部队士兵身后一路突进,绕过焚烧的垃圾堆回到公园西面的公路上,就在垃圾堆后面,两个被打死的红衫军的尸体横在路边,其中一个头部中枪扑倒在地。这是一条笔直的公路,从南往北通向红衫军的中心地带,唯一的掩护就是路上横着的一辆大巴,一个很小的临时房屋,和成排的树木。沿途到处是红衫军的帐篷,里面堆满垃圾和各种物品,发出阵阵恶臭。由于担心有埋伏的爆炸物,士兵谨慎地前进,并互相提供掩护。大约10点20分,部队发现马路远处有动静,开始向该方向开枪。所有记者都立刻蹲下或者躲到树后,利用掩护拍摄。身边的士兵纷纷开始射击,顿时马路上枪声大作。
猛烈的射击持续了大约半小时,部队向前移动的非常谨慎,距离只有50米左右。这时候突然从公园的方向,也就是大家所在位置的东面,有人向我们开枪!我们和士兵一起,立刻冲到马路东面公园的围墙边躲避!经过一轮枪战后,中午约12点部队终于推进到了第一个T字路口,这里是Lumphini公园的北面,距离出发的地点大约一千米的距离。只见士兵将十多名被抓获的红衫军摁倒在地,其中有四名女性和三个僧人,士兵将他们双手反绑后带到一个路边的车库内。现场没有发现红衫军的武器,相信这些被抓获的人是红衫军的平民。由于天气十分炎热,车库内扣押的女人开始感到不适,士兵于是给不适的人喂水和喂药。紧张的气氛开始缓和,附近的枪声也渐渐稀疏下来,我们和外国记者开始休息和交谈,不少人顺便将沉重的钢盔除下。
就在所有人都开始觉得安全的时候,约12点40分,人群附近突然传出一声巨响!包括士兵和记者在内的所有人都立刻往安全的地方狂奔,有经验的记者大声喊叫:“M79!M79!”(M79是军用榴弹发射器)紧接着,第二下爆炸落在我们身后的公园水池,离我们不到100米。几乎所有的记者都低头趴在路边,T字路口再次枪声大作,并且比之前更激烈!现场听到有多次连发射击。没多久,第三枚榴弹落在我们刚刚经过的马路。然后,第四枚,第五枚……
战斗结束后,躲避的记者又纷纷来到路面观察动静。只见从马路南面抬来了两个士兵,然后一个外国记者举了一个担架又往爆炸的方向跑去。下午1点40分,装甲车将受伤的两个士兵送走,他们都是被榴弹碎片击中受伤,其中一个的左手手臂更被严重炸烂。从爆炸地点跑来的记者随后带来了一名加拿大记者被击中受重伤的消息。
1点50分左右,同行中开始传红衫军领袖自首。与此同时,不断有装甲车前来将士兵接走,防暴警察开始接手这个被清空的街区。下午2点10分,警察将被捕的红衫军带走。2点20分,我们大队记者开始撤离这一区域回到马路的南面,这边的冲突暂时结束了。
就在T字路口的北面,是静静的街道,路上依然堆满各种红衫军的生活物品,但没有军人,也没有记者往那边走,那边仍然有未知的危险。回来的路上,记者经过了那段曾经充满危险的路,路上遗留的弹壳随处可见。路边一片狼籍,苍蝇遍地。被焚烧过的马路面湿滑且肮脏。路口已经有不少工程车辆,工人开始清理路边堆积的障碍物,但冲突的伤痕却一时难以抹平。
我很好,真的,只是我很累。






在我做战地记者的第一天,我就遇见了我的偶像,我最崇敬的摄影记者James Nachtwey!
《第一天》
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昨天我冲到了冲突的最前线。
昨日中午,从外国记者的口中得知,冲突最严重的地方,是曼谷胜利纪念碑的西北面。当地时间下午三点,从红衫军总部出来后,我和潇湘晨报的两个同行一起,找了个摩托车,就出发了。
从三月份到现在,冲突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
在胜利纪念碑的远处便可见四起的狼烟,大马路的里面,便是冲突的地方。路上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市民,但几乎没有人进去,只是在路口站成一排远远地观看。偶尔有摩托车进入,那无疑是红衫军的人,其余进去的人,几乎都是背着各种器材,身穿防护装备的记者。
和其他人一样,第一次到这个地区的我们,都不敢走到路中间,只是偶尔出来,拍几张照片又马上回到路边,就这样我们走近了冲突的地点。那里是一个立交桥的桥底,下面聚集了大批的红衫军和各路的记者,我们所在的路边也有一大批红衫军和记者。只见站在最前面的红衫军拿着对讲机和望远镜,不断观察远处的高楼。突然间,不知是谁用手一指对面的高楼,然后大喊一声,意思不用想也明白,就是“那里!”也不管那里是否真的有人,刹那间,身边人群赶紧向后躲,我们几个也跟着人群撒腿就跑,跑到一个小巷子转角的位置躲起来:高楼上有人在活动,如果那是对方的狙击手的话,我们刚刚所在的那个位置,便完全暴露在对方视野中。
确定暂时安全后,我们几个一起跑到了立交桥的底下,那里有红衫军的人在焚烧轮胎,滚滚的浓烟成为了桥底人们的最好掩护。我跑到了焚烧轮胎的几个人旁边,那里也有几个摄影记者。突然间我发现一个熟悉的面孔,略带疲倦的深深的眼窝,高鼻梁,白色牛仔裤,卷着袖子的白色衬衫,头戴钢盔。我一眼就认出了他,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竟然是James Nachtwey!他带着头盔,躲在点火的人身后,小心地向外张望。他的机器已经换成了5D MarkII,但测光表还是揣在身上。他的打扮,一点也没有变,和《War Photographer》里面一模一样。我做梦都没想到,竟然可以在这辈子采访冲突的第一天便遇见自己的偶像,而且还能够和他并肩作战!利用拍摄的间隙,我战战兢兢地和他打了声招呼,他很友善地和我握手,我都不知道怎么说话了,手也有点抖,那是我一天里面最紧张的时刻!
没多久以后,James便离开了现场,他比我早到,估计已经拍完了。我于是又和潇湘晨报的秦楼一起猫着腰来到了燃烧轮胎的地点。拍完几张后,我发现,我们离最前线的地点大约还有一百多米的距离。那段路不远,但十分危险,除了几个巷口外,电灯柱就是唯一的掩护了。几乎所有的记者都在烧轮胎的地方拍摄,没人敢过去。这时候,身边的红衫军有几个人开始活动了,伺机往前方冲。身旁两个法国摄影师也跟随着冲了出去,我想也没多想,跟在他们身后就开始狂奔,身后的秦楼也在我们后面一路狂跑。
跑在路上,我脑袋里一片空白。我现在都记不起来当时在想什么。
我们一边跑一边躲闪,以防政府军的狙击手打冷枪,很快我们便冲到了最前沿的阵地:那是一道用轮胎搭成的墙,也不知道能不能抵挡子弹。我们冲到那里的时候,发现原来只有一个红衫军战士在等着我们。冲过来的,只有我们四个摄影师,和五六个红衫军战士:我们这几个摄影师,真他妈是疯子。
冲到前面来的红衫军开始组织抵抗,用自制的汽油弹和弹弓向对面射击。很显然,他们没有什么目标,对方也不见任何反应。身旁的法国摄影师开始开玩笑:“我们都没看到有政府军士兵,或许那里根本没士兵嘛!”说完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就互相开着玩笑拍摄起来。
子弹飞过来的一刻,我才真正明白我们有多危险。
就在我们拍了没几分钟的时候,身边突然炸响了一声,很清脆,我从来没听见过,红衫军的炸弹(其实我也说不上是什么东西)也不是这种声音。
身边突然有人喊叫:“Sniper! Get down!”
现场仿佛一下子就透不过气来。我们几个都以最低最低的姿势躲着,几个红衫军甚至趴在地上等候动静。原来子弹就落在我们身边的电灯柱上。没过几分钟,不老实的摄影师们又开始挪动,为了寻找更好的角度。
突然,又一声炸响,身后的第二条电灯柱冒出白色的烟,原来又中弹了!一个大约七八公分直径的弹坑清晰可见。大家又赶紧躲得低低的。我和身边的法国佬说:“我们要撤退的话,就一起走,OK?”“OK!”
没多久,第三发,直接命中身后的第三根电灯柱!这枪也打得太准了!
拍摄没有停止。几个摄影师要么猫腰蹲着,要么坐地上,要么干脆趴着,机器的响声此起彼伏。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竟然一点害怕的感觉都没有。我问身边一个红衫军战士:“觉得累吗?”他说:“为了胜利,不累!”接着这个人便上去堆轮胎。他刚堆上去,手都还没拿开,又是两枪,直接打得他刚堆上去的轮胎冒烟!他赶忙连滚带爬地回来。
离开的时间到了。几个人准备好手上的东西:“准备好了?一,二,三!!!”说着几个人就没命地往后跑。
那是我一辈子跑过的,最长的一百米。
跑到安全地带后,累得只剩喘气的劲了。我买了两罐可乐,和秦楼一饮而尽。两人握手:“经历过这种场面,我们就是兄弟了。”
就在我们走出冲突区的时候,身旁两辆摩托车飞驰而过:就在我们离开不久,前线一个红衫军中枪了。我们看着摩托车远去,无法得知他是生是死。我回到酒店,一直发稿到晚上12点。
这就是我战地的第一天,局势还不明朗,前面还有很多东西在等着我们。但我们的首要任务,还是先搞个头盔和避弹衣。
在远方,只能够祝自己好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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